摄影新鲜地 江西抚州流坑古村行摄攻略

　　汉代以前

　　流坑的历史，一开始即为董氏所书写。

　　流坑董氏的家世渊源，据说可以上溯到西汉著名的大儒、广川人董仲舒。至今，流坑董氏仍自称广川董氏。而按照流坑董氏族谱中最为通行的记述，其家族渊源应肇始于唐德宗宰相董晋之孙董清然，唐朝末年,“值李氏乱，避居临川之扩源”,由此安家江南。

　　1984年，江西德兴出土的南宋初年董鸿墓志铭云：“(唐末)五季之乱，士大夫皆保歙(安徽歙县)之黄墩。乱定稍出，散其旁数百里间，……董氏其一也。”德兴的董氏，也是董清然之后，因此，可考流坑董氏祖先曾居皖南，其后辗转迁移到了江西，更早的历史，则难以考证。 

流坑的平凡人家   作者：佚名

　　五代南唐时期

　　董清然迁移宜黄县扩源村，到五代南唐时期，其孙辈已是一个繁荣的大家族，董氏全、含、合三兄弟开始分蘖析居。董全迁徙鄱阳海口，因其地后属德兴，所以，董全一系被称为德兴海口派。董含留居宜黄，其后即为宜黄北源派。

　　而董合一家于五代南唐升元年间(937-943)西来流坑，这里当时尚属吉州庐陵县，后改属永丰县云盖乡，南宋绍兴十九年(1149)，割崇仁天授、乐安、忠义三乡及永丰云盖乡设乐安县，隶抚州，自此，流坑便属抚州乐安。所以，董合一系先叫庐陵派，以后又叫乐安流坑派。董合，便是流坑董氏的一世开基祖。 

　　隋唐之前

　　隋唐之前，流坑一带悉为荒壤，“犹是鱼凫之境”，“榛篁森翳，人莫有居者”。当此中原板荡天下纷扰之际，青山绿水、别有天地的流坑，无疑是一方栖息耕居的理想之地。

　　开拓之初，所谓“筚路蓝缕，以启山林”，是流坑董氏的真实写照。董合一家先在案山脚下乌江回转角处的白泥塘驻留建宅，垦荒植田。在很短的时间里，董合一族人丁迅速兴旺起来。

　　据史料记载,董合之子董桢“以豪侠自任, 时方扰攘，盗贼盈野，乃纠率义勇，保固乡里，贼不敢犯，赖以为济者甚众”。董氏由此在流坑立稳脚跟，并成为当地有势力、有影响的大户人家。不久，因族内人丁繁衍渐盛，白泥塘一带土地遂显狭促，董氏又把乌江东岸三面环水的白茅洲开辟出来，阖家迁往耕居。后来，在堪舆大师杨筠松的指导下，董氏家族再将家业从白茅洲迁到乌江西岸一片名叫“中洲”的高地，即现在的流坑村所在地，由此擘划出一个日后彪炳历史的“千古第一村”——流坑。

　　自此，流坑一带已被董氏营造成类似王安石笔下“平岸小桥千嶂抱，柔蓝一水萦花草。尘不到，时时自有春风扫”的世外桃源。

　　可以想象，在当时中原土族纷纷迁徙江南的时代大背景下，如此这般择山水形胜之地以兴家旺族的事例应不在少数，只是，像流坑董氏遽然兴旺发达，在宋代一举成为科甲联中、仕宦众盛而称雄于江右的巨家大族的范例却寥寥可数，原因何在？ 

　　隋唐时期

　　如果说，明朝万历年间董燧从精神到物质对董氏宗族与流坑村的重建，使流坑董氏“数千百人之精神，萃之一堂，联之一心”，建筑布局擘划惠泽后代迄于今日，那么，流坑董氏第三代——董桢长子董文广，则是流坑董氏成为“科举昌盛、仕宦众盛”的江右巨家大族的关键人物。

　　对此，流坑董氏第四代传人董 傪 在北宋至和元年（公元1054年）撰写的《登科题名录》有颇为中肯的记述——

　　予伯祖文广，始以通经为儒。不事章句，东游金陵，值（南唐）李氏乱，乃叹曰：“是不足事，以污吾祖。”弃而西归。即而王师平江南，乃与吾祖议曰：“吾等老矣，不可复仕。幸而生见太，当有子弟以儒名家。”悉出金帛，多营书史，大启黉舍，招延学徒，士自远方多归之。至祥符中吾父一举中进士，乡里以为荣。识者谓：“董氏当扰攘之时，以豪勇自奋庇捍乡里；太平之时，复敦儒学，教育子弟，宜有其后以大厥族。”

　　功崇惟志，业广惟勤，董文广超拔于世的智识、善举，让此前仅是一乡村庶族地主的流坑董氏大放异彩。

　　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流坑董氏第四代董淳第一个中进士。宋仁宗景佑元年（1034年），流坑董氏第四代董洙、董汀，第五代董仪、董师德、董师道五人同科进士，称“五桂齐芳”，被士林传为佳话，族人特建“五桂坊”以示庆贺、纪念。南宋文天祥《谢恩表》中有“花耀贴金，一门而五董”之句，即典出于此。宋钦宗靖康元年（1126年），第七代董藻在以谋略取士的特设科中，名选第一，时称武状元。南宋高宗绍兴十八年（1148年），第八代董德元廷试第一，以有官列第二，恩例与大魁等，称“恩榜状元”。

变革中的流坑    作者：大刘

　　宋代时期

　　宋代，是流坑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之一。这一时期，流坑董氏中进士多达26人，并且通过科举入仕，形成了流坑董氏自己的文化传统，发展成为一个政治地位和社会声望甚高的大家族。元代大理学家吴澄在为流坑董氏族谱作序时说道，董氏在宋代“仕宦之众，莫之与伦”，溢美之词，其实堪副。

　　与此同时，科举仕宦之兴，还为董氏家族在经济上带来了莫大好处。

　　两宋官禄丰厚，又奉行“不抑兼并”的土地政策，因而随着政治之荣显，给流坑带来的是经济上的发达和村社建设的繁荣。

　　如南宋董定得在咸淳七年（公元1271年）中进士后，官吉州司法，以“官禄丰厚”，在短短数年间便“家雄于赀，田连村赀，田连村陌，山林川陆，跨有邻疆”。由此一列，余可概览。可见，从宋代开始，流坑董氏就开始了以田产助科宦，以科宦扩田产、固宗族的生存模式。这些为后来流坑董氏家族长盛不衰确立了重要的根基。

　　而现今仍矗立在村西口的南宋为纪念状元董德元而建造的“状元楼”、村中的“五桂坊”遗址以及人们常传为佳话的“桂林书院”、“西山书院”等告诉人们，宋代的流坑村已经是一个具有相当规模和建有许多纪念性文化建筑的大村落。

　　科举昌盛，使流坑董氏仕宦如云，历史上流坑村总共出进士34名、举人78人，进入仕途者，上至参知政事、尚书，下至主簿、教谕，超过百人，还有两名御医和诸多未入仕途的文人学士。 

　　元代时期

　　元代，流坑经历了近百年的动荡和劫难。元军兵下临安（今杭州），流坑董氏汇入了文天祥领导的抗元大军，保卫乡梓。及兵败，“乡以勤王故，遭兵祸稍酷”，流坑为元军铁骑践踏杀掠，摧毁殆尽。随后十余年间，又是“山寇劫掠，出没不时，流坑适当冲要，乡无宁居”，族人流徙他乡。及后，更惨遭“丙申之难”，为本县夏普所率武装围攻破村，董氏少壮“奔迸四出，老弱毙于兵刃者不胜计”。此后，董氏族人再一次散亡四方，流离颠沛，流坑村也成为一片丘墟。

　　有元一代，董氏科宦甚稀。值得一提的是，动乱使董氏族中精英特别重视宗族制度的建设，至顺癸酉（1333年），族人继南宋始修族谱之后又二修族谱，至正年间（1341 — 1367年）又议建宗祠。到元末，流坑又重新昌盛起来。

　　1365年，朱元璋平定江西之后，董姓陆续返回故园流坑，“芟荆扫砾，复有其居”；“不数年，弦歌而居”。就这样，董氏家族随着明初社会逐渐安定而休养生息，并很快重新繁衍昌盛起来。

　　宋时，流坑董氏家族中董帧一系独秀，文广、文肇、文晃和文享四大支，族称明法、屯田、校书、道者四大派，经宋末元代的历次兵匪袭荡，到明朝初年惟存屯田、校书二支。此后，屯田派一枝独秀，渐渐衍生出七房，与文晃一支合而为八。直到现在，仍然一如其初。所以，明代以来的流坑，已是一个规模甚大的单亲宗族聚集而居的村落。

　　明代时期

　　进入明代，以书香仕宦名世的流坑董氏复开登科之例，仕者渐盛。成化二十年（1484年），第二十代董时望再中进士，后官至御史，在族中传誉甚高。第十六代董琰，字子庄，曾任茂名知县，后迁翰林院编修，与修《永乐大典》，又为南京国子监司业，赵王府长史，且著作颇丰，文才时望，在流坑称得上一流的人物，村人建翰林楼纪念。当然，此时流坑的科举仕宦与宋代相比相差甚远，呈下降趋势，但著书立说者很多，仍不失为江右“文献世家”。

　　到明代中后期，董氏族人受长江中下游商品贸易的影响，利用乌江之便利，进行竹木贸易，使流坑村有了新的发展。

　　与此同时，在族内一批精英的不断努力下，流坑董氏的宗族组织和社区建设得到了很大发展，进入它的全盛时期。从明初到万历年间，董氏族人三次撰修族谱，三次修建大宗祠，采取强化族领、制订族规、增置族产等许多措施以凝聚族众，并且推崇心学，重视教育，激励族中子弟发奋读书、光宗耀祖。反映在村社建设上，出现了“三多”，即祠堂多、书院多、纪念性文化建筑多。

　　据族谱记载，万历年间流坑村内建有祠堂26座，书院26所，各种纪念性文化建筑30多座。明代中叶，第二十二代董燧对流坑村进行了重新规划和建设。他在宋元村落建设的基础上，于村西侧拓展了南北方向、绵延如龙的“龙湖”，将村盘分成东西两大部分，且使东部村落主体部分形成了四面环水之势。又在村落主体部分按七横（东西）一纵（南北）辟出八巷，沿巷营建房宅，形成规整有序的村落布局，使流坑这个人众繁庶的村落很像一座城地，也像一方都会。明代旅行家徐霞客游历流坑时曾赞：“其处阛阓纵横，是为万家之市，而董氏为巨姓，有五桂坊焉。”（见《徐霞客游记》第14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版）这不仅给流坑厚重的人文积淀留下了又一掌故，而且给我们留下了对当时流坑村村景的宝贵描述。 

　　清代时期

　　清代初期，流坑社会发生了重要变化。一方面，董氏的科举功名已是江河日下，大为衰落，最终从一个朱紫踵继的仕宦巨家蜕变为乡间的平民宗族。另一方面，族人在明末开始竹木商运的基础上，大力发展商品经济，特别是发达的竹木贸易。他们从乌江上游的金竹、招携等地，贩运竹木到赣江沿岸的三湖、樟树、南昌等埠，以及长江下游的南京、扬州、常州等地销售，从而使流坑的社会经济在清朝前期步入它的黄金时代。

　　那时，乌江上游的竹木贸易完全为流坑董氏所垄断，竹木资源为董氏各房派之公产，出现了竹木贸易的行会组织——木纲会，并依靠宗族力量控了乌江的竹木运输。竹木贸易的突出发展，不仅使董氏摆脱了明代后期经济上的困境，而且在族内新生了一个人数很多的处于中心地位的商人群体。这些商人在发家致富之后，纷纷通过捐纳的途径，挤入士绅、官僚阶层，又以巨额的财富积累，积极从事宗族和社区建设，如扩大族产、修建祠堂、编刻族谱、立学助教、修桥铺路、倡义施惠等举措，使流坑又一次繁荣兴盛。尽管屡受战乱影响，但村落建设在清代前期和中期仍然得到进一步的发展。道光年间，村中祠堂增至83座，书院、学馆增至28所，今天村中尚存的这一时期的大量的古建筑和文物，使我们不难想象当年流坑的繁华和兴旺。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国运的衰弱，也给流坑带来了不幸。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乐安是红色革命根据地，流坑村当时是根据地的一部分，流坑人民为革命斗争作出了贡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流坑的历史掀开了新的一页，山村经历了新中国农村从土地改革到改革开放各个时期的发展里程，仍然较好地保留了她古朴典雅的传统风貌和融于自然的田园环境。

　　从1990年秋开始，对流坑村历史文化和传统建筑的研究、宣传、保护、利用工作有序开展，尘封的明珠得以重放异彩。2001年6月，流坑村古建筑群公布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3年10月，流坑村被评为首批中国历史文化名村。自此，流坑村保护文物古迹、发展旅游经济工作更加蓬勃地开展。

　　现在，流坑村有1209户，5205人，耕地3298亩，山地58000亩，依然是全县数一数二的大村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