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走北京地铁 拍摄那些过往的陌生面孔

    我开始意识到，在地铁，要拍摄自然状态下的照片，征求对方的同意是一个错误。盲拍和不经意间的抓怕最后成了我必然的选择。慢慢的，我的胆子也变得大起来。

2010年6月3日。某票务网站请来“唐僧”做广告。

    一天，在回家的路上，我看见两个学生模样的小伙子在车厢里卖唱。一个弹着吉他，另一个拎着一个布袋等待乘客的施舍。我便拿起相机拍了起来，旁边的一个乘客看见我拍照，也拿出相机凑了上来。看到这阵势，弹吉他的小伙子突然对旁边的那个说：“快跑！”两个人拿起吉他，一扭头，向后面的车厢一溜烟跑掉了。

2012年6月13日。北京地铁的换乘往往设计都不太合理，这个拿着女包的小伙子只不过在赶车。

    北京地铁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场所，除了络绎不绝的上班族，你还会看到各种各样的人。乞讨者、流浪歌手、侏儒和农民工都是这里的常客，小偷和朋克模样的人也会偶尔登场。有一次，我竟意外地拍到了小偷。

2011年9月19日。地下涌动着岩浆，催化情绪的爆发。地铁里的每一次口角都可能演变成一场“武装冲突”，光我看见的就有8、9次之多。

    那是一天上午的早高峰时段，在四惠站的站台上，突然人声嘈杂起来。我向楼梯下一看，只见一个人用钢棍把另一个人摁到在地，钢棍正好卡在下面那人的脖子上。拿钢棍的人说：“我是警察，谁帮我拿一下手铐，在后腰上。”一个小伙子帮他拿出了手铐，他让其把小偷的一双手给拷上。小伙子从小偷的身下拽出小偷的双手，顺利地给拷上了。不一会，车站的警察就闻讯赶来了，两个穿制服的警察架起那个小偷，把他带走了。

2012年6月21日。想象不到，他们是在晚高峰的人流中。

    拍摄地铁其实是一件很无聊的事，遇到小偷那样的事非常非常少，六、七年中我只遇到过一次。大多数时间，什么也不会发生，一切正常得如一台石英钟。许多时候，我一张照片也拍不到。有时，我甚至祈求今天能发生点什么，哪怕遇到一个有意思点的人。但往往是什么也没有发生，遇到的也都是和我一样急匆匆赶路的普通人，或者故意打扮得很恶心的乞讨者。

2011年4月21日。地铁一号线，这样穿着时髦的女子在地铁中并不常见。

    我到后来才知道很多人在拍地铁，在图片库里也看到一些拍得不错的照片，但要真正引起人们的关注太难了。国外，有许多摄影师因为拍地铁而非常有名，但在国内，拍出来的恐怕只有摄影家王福春。

    王福春是我非常尊敬的一位摄影师，他的《火车上的中国人》拍得很棒，我也在杂志上看到他拍摄的一张地铁照片。但没有想到，不久，我就在地铁里遇见了他。他依然留着长发，手里拿着松下的LX2相机。年龄虽然60多岁了，但精神非常好。他见我拿的是康泰时G2，说：“这个机器不错。地铁里离人太近了，大机器根本没法用。”我们简单地聊了几句，我留了他的电话号码，便分开了。后来我在南方周末看到他一整版的地铁照片，这些照片是一般摄影师拍不出来的，但和他《火车上的中国人》相比，还是要逊色不少。

    除了王福春，其实，我在地铁里还遇到过摄影师卢广。那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前夕。我看见他时，他正在国贸站台进行摆拍，但这次的摆拍无可厚非。他用的是一台中画幅胶片相机，身上又背了一个大的数码单反。他让奥运志愿者在宣传画前摆好姿势，先用中画幅拍一张，然后再用数码相机补拍，他拍的是奥运志愿者。这种环境人像摆拍很正常。当时，旁观的人并不多，大家估计都不认识他。在中国，人们只对演艺明星和体育明星感兴趣，谁又会去关注一个摄影师？即使他得到过几次荷塞奖。